被催眠生孩子(催眠致其怀孕)

进校的第一天,韦老师就不受老师跟学生待见。

被催眠生孩子(催眠致其怀孕)

前 言

精神专科医院的住院大楼,与普通医院不太一样。大楼为套层设计,即在原有的墙体外,再加建一层,中间留出不到一米的过道。

在墙体的外围,还有一面加固的铁栏。每个可以通向外界的窗户,都要钉上限位钉,只能打开一道小缝。从大楼外进入各个房间,中间至少要经过四道闸门,每道门都有各自的责任人,若是没有钥匙,哪怕是工作人员,也得找负责人开一张放行条,才能进出。

作为心理治疗师,我们希望每个来访的病人,都有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,但在这里不容易做到。而且,出于安全考虑,病房里不能设置独立心理治疗室。每次个体进行心理咨询,只能在大楼的套层里开展,位置还要特意选在有摄像的角落。刚开始接触住院病人时,我跟着一位早我八年入职的同门师兄。一旦他有病人做心理治疗,便会唤我在一边旁听。

逼仄的走道,沉闷的空气,让人十分难受。每每做完治疗后,我们两个需在楼道窗口站好些时候,透透气才能缓过来。某日,我实在憋得难受,与师兄吐了几句苦水:“地方又憋屈,还拿个摄像头照着,有意思吗?”

师兄低头笑笑不说话,似是有略微的失神。忽然他问我:“要是让你一个人,在单独的房间里,给这样的病人做治疗,你敢不敢。”

这把我问住了。

我笑着挠挠后脑勺,有些尴尬。师兄把头转向窗外,叹了口气,说:“这样封闭又有监控的环境,对我们这行来说,何尝不是一种保护。”

保护?我有些不明所以,费力琢磨着他的话。

师兄直愣愣望着窗外,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楼外的风扫着树叶,旋来旋去,哗啦啦,哗啦啦,好像人的叹息。过了一会,师兄回过头来,望着我说:“讲个故事给你听吧。”

我点头,长久的交谈后,我沉默着说不出话。

以下是师兄的第一人称讲述这个故事。

我走上心理治疗师这条道路,是受了我的老师,韦忠民的影响。

当年,我因2分之差,被学校调剂到应用心理学专业。由于是第一届心理班,专业没有名气,计划招50人,最终报道只有18人。

学校聘请的专业课老师也刚硕士毕业,姓尤,学识经验稍浅,有些较艰深的课程,只能请外校的老师来上。办学条件不好,上学近一年,我们没有亲自做过一次心理学实验,也没有接触过专业的实验仪器,更别谈参加与专业相关的社会实践。我有些失望,私下跟同学抱怨过多次,十分想转专业,其他同学也颇有怨气,甚至有人联合大伙写申请书,要求学校取消心理学专业,把我们分配到其他专业去。

学校为了安抚我们,开会向我们承诺,一定会加大投入,同时聘请一位优秀的心理学教师来教课。韦忠民就是在这个机会下来到学校,成了我们的专业课老师。据闻,韦忠民从事心理治疗多年,收入比教书强得多,他本不愿来此教书,因副院长与他有旧,数次去游说,还答应了一些颇丰厚的条件,他才答应前来。

院里的一些老师对此忿忿不平,有几位多次找领导,要求提高待遇,但都被敷衍过去。这让那些老师对韦忠民有些看法,欢迎会上,他们大多借故请假,不愿出席。但韦忠民对此丝毫不在意,甚至有一些“摆谱”。

本来,学院将韦忠民与尤老师安排在同一个办公室,他对此非常不满意。报道的第一天,他便找到学院院长,要求给他独立办公室。

院长劝说他:“以后都是同事,尤老师年轻,你多带带。”

“带什么?”韦忠民一口回绝,“自己还没学好呢,出来教什么学生!”

无奈之下,院长只好把自己办公室旁边的一间空房收拾出来,做了他的办公室。

韦忠民还特地要求,要在门牌上标注好他的大名。如此听起来,他似乎是个不太好相处的人,我们这些学生也隐隐感觉“来者不善”。

果不其然。第一天上课,我们刚拿出书,他便在讲台上使劲拍了拍桌子,不耐烦地说:“放回去放回去,我先来摸摸你们的底。”他要求我们每个人写一篇心得,回顾这一年学了些什么。说完他就把我们晾在一边,准备出去。但人到门口,他又回头,随手一指,指到我,说:“那个谁……你,写完了收上来,交到我这里。”

我小声对舍友说:“就这还博士,架子这么大,还不如尤老师呢。”

第二次上课,韦忠民刚走进教室,“啪”地把一沓作业摔在讲台上。而后他斜着脑袋,似笑非笑地扫了所有人一遍,慢吞吞地说:“你们学个什么心理,一年时间,就记得这点东西?老师讲得不好,自己也不会认真看看书吗?”

接着,他一篇又一篇,指名道姓地开始点评。我因为写错了一个人名,他要求我立即把正确的名字重写500遍。有些同学比较敷衍,短短写了数百字,他直接当面在纸上划一个大叉,重重甩回去,大声斥责一句:“重写!”

正式上课后,韦忠民还要求我们,课余的时间,再把去年上的内容自学一遍,每周上交一篇心得,同时,他讲的新内容也不能落下,每月考试一次。若三次考试不及格,便“自己自觉”去教务科申请与下一届重修。

他昂着头说:“跟着我还学不好,那你们跟着我干嘛?”我心底腹诽:“这人是不是有点不正常,架子又大,还喜欢拿学生出气。”

平日里,韦忠民独来独往,颇为倨傲。

我们听说其他老师有时拿教案来请他指点,他多是很不耐烦,有时甚至会说:“你看书了吗,先把书看懂,再来问我。”

共事的老师们自是对他十分不满,但碍于情面,言语里不会表露出来。

作为他的学生,我们更“如履薄冰”。

若是谁交上去的作业写得不好,他便要在课堂上点出来教训,有时还要补一句:“要是谁受不了,大可去退学,在我这里学,就要按我的要求来。”

我有时候在想,这个家伙如此油盐不进,就不怕学生跑光了?

但,饶是他如此“不近人情”,他的教书态度,确是让人挑不出毛病。当时我们大学已实现电教化,不少老师拿着网上现有的课件讲课。韦忠民却不一样,他会早我们半小时到教室,在黑板上用粉笔把那节课要上的内容誊抄下来,他的字迹清秀明朗,排版工工整整,标题跟内容,还特意用不同颜色标注。

韦忠民在教统计学时,我正好担任学习委员。记得有一回,我的作业做得比较马虎,算错了很多参数。课堂上他先狠狠教训了我一番,下课后,他突然来宿舍找我。我当时很怯,只以为他是课堂上骂得不过瘾,要再来当面“羞辱”一番。

但他只是拿出书来,耐心地跟我把公式再讲了一遍,然后盯着我,一题一题地教,直到全部算对才作罢。讲完内容,天已昏暗,他特意请我到小卖部吃泡面。

我俩蹲在小卖部门口等热水时,他说了几句话,我记到现在:“我知道你是调剂过来的,有些怨言。但既然来学,便要学得扎实,不然怎么对得起你这五年青春。”我第一次觉得,他的所言所行,许都是为了我们好罢。

事情的转折,出现在他进一步为学生负责的事情上。那时我们没料到,正是他的一次次教学改良,无意中造成了悲剧的发生。

授课一段时间后,韦忠民向学校多次申请建一间专业的心理实验室,但学校一直说没有资金,拖着未批复。不同于一般的老师,他直接去找副校长争论:“这些孩子虽然基础一般,但好歹学了这么久,一些基本实验都没做过,你们到底是怎么办学的?如果是这样,不如我辞职算了,免得同你们一起误人子弟。”

在韦忠民的力争下,学校答应了筹办一间心理实验室,但实验器材不够,他自己垫钱,托以前的同事购买。也是在这个简单的实验室,我们第一次接触那些经典的心理学实验,知道了如何测量数值,如何观察反应。

几个曾嚷嚷着要“散伙”的同学也说:“原来心理学是这样的啊!”心理学专业的学生,毕业后大都希望从事心理咨询或治疗行业,但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或者心理治疗师,不仅需要扎实的知识,更要丰富的实践经验。

韦老师为了让我们有地方实践,又向学校申请,希望建一个心理咨询实践基地。

这次学校直接批复“不行!”,副校长甚至带着院长,亲自找到韦老师劝说他:“学校有专门的心理辅导室,还搞个实践基地干什么,再说,难道指望那些小孩在里面当咨询师?”

韦老师毫不退让,他说:“你们请我来,不就是想培养出合格的咨询人才,尝试的地方都没有,走上社会,你敢保证他们都能找到合适的工作?你这个校长当得称职吗?”

副校长被他说得哑口无言。他的力争又一次成功,学校答应再筹备一间心理咨询实践基地。

院里的有些老师平日里对韦老师的为人本来就有些看法,此时,更对学校多次大力支持我们这个小专业的做法颇有微词;个别的老师甚至在校务会议上含沙射影地讽刺韦老师:“某些人只会用学校的钱,还不花在实处。”

但我们学生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,十分兴奋。从前对韦老师的抱怨都烟消云散,大伙每天都在盼着能去心理咨询基地亲身实践,摩拳擦掌,似是要干一番大事业。

为了让我们多接触咨询对象,累计经验,韦老师还亲自上阵,让我们参与旁听。

韦老师既是心理学博士,又有多年的从业经验,面对学生来访者,他驾轻就熟。每次做完咨询后,他会整理一份详细的记录,征得来访者同意后,再与我们仔细讲解。

来咨询的学生很多,其中有一位护理专业的女学生,叫黄雅。

在我们的印象中,她是个待人十分亲和,爱与人聊天交心的姑娘。

韦老师与黄雅接触几次后,她逐渐十分信赖韦老师的水平。而后,黄雅一旦有些心理问题,就会来到咨询室找韦老师。我们这些旁听的学生与黄雅见的次数多了,都渐渐与她熟识。

有时候我们会闹着打趣她:“哟,黄雅你又来啦,干脆你转来心理班算啰,这样就可以天天见到你的韦老师了。”

她的语气丝毫不落下风地反讥我们:“又不是来找你们,再说就给我出去!”

一日,黄雅又来找韦老师,正好轮到我跟几个同学旁听。

我们只见黄雅还没坐下,就簌簌地流泪。

我们一下乱了阵脚,安慰的安慰,递纸的递纸,不知如何处理。韦老师见状,对我们挥手,示意大伙先出去。

过了近两个小时,黄雅才出来。

我们毕竟与她熟识,都围上去安慰她。但此刻的黄雅,却有些反常,面容呆滞,眼睛无神,就像个行尸走肉。我轻轻地拍了她一下,她却像一只猛然受惊的鸟,剧烈地一抖,惊惶里她匆匆看了我一眼,一声不吭地急速走开了。

屋子里,韦老师瘫坐在椅子上,也是十分疲惫。

我走进去,刚想问几句,他挥手打断我,然后把所有人都叫进来,严肃地对我们说:“今天的事,你们就当不知道,谁也不要说她来过。”

韦老师对黄雅进行了一次催眠。

催眠,韦老师在课堂上提过,这是一种很复杂的心理治疗方式,对治疗师的要求很高。而且催眠相对于其他心理治疗方式,见效快,就像在高速路上行驶。它是通过暗示,将来访者带入深层意识,让来访者处于觉醒与沉睡之间,这样的状态里,心理治疗师可以通过提问,快速地寻找来访者心理问题的根源。

但对于接受催眠的人来说,若是在引导与唤醒的过程里,因治疗师经验不足,出现不恰当的暗示,便有可能对他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。

轻则会有头痛、头昏、多梦等症状。

重则,可能会造成来访者性格改变、失忆等。

我们几个交换了眼神。黄雅这样的状态,肯定是在催眠的过程里出了什么事情,但由于刚才只有韦老师与她两个人在里面,现场也没有监控,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在事情不明朗前,谁也不敢贸然开口论断,更不敢论断。

从那之后,黄雅出现了很大的改变。

从黄雅的室友那得知,那天回去后,她变得沉默寡言,不去上课,整天窝在宿舍里电视剧,有时候看着看着,会无缘无故地又哭又笑,“疯了似地”披头散发在宿舍进进出出。

护理学院的老师多次找她,询问发生了什么事,但黄雅一直说自己“失忆了”。

纸包不住火,学校很快知道了黄雅多次来咨询室的事,便想了解一下具体情况,由于咨询室没有监控,也找不到现场的文字记录。

学校只好派院长先找韦老师询问。

韦老师似乎又摆起了谱,答复地十分强硬:“黄雅是出现了心理问题,来这里咨询过很多次。但当天具体的情况,我要为来访者保密,她不答应,我绝不透露,况且你现在也不能断定,她的情况是否与咨询有关,问我也白问。”

院长一时被怼得哑口无言,又不好勉强他,于是又找到当天旁听的我们,他说:“学校要对学生安全负责,黄雅如今这样了,你们再不说,是要追究责任的。”

院长的话让我们有些害怕,但此时我还是相信韦老师,心里一直在思索着,要怎么说,才能减少对他的不良影响。一位女同学却忍不住,直接把情况说了出来:“当时韦老师对她做了一次催眠,黄雅出来就这样了,跟我们没关系。”

“催眠?!”院长的脸色一下子变了,“这不是胡闹吗!”说完,院长便急匆匆走了。留在原地的我们,也隐隐感到了事情的不妙。

后来,院长带着我们当面跟韦老师对质。

院长狠狠骂了他一顿,“学校的咨询室,哪是你胡来的地方,怎么能擅自给学生做催眠,现在她这样了,你要学校怎么跟家长解释?”

韦老师一直沉默着不回应,见他如此,院长又严肃地说:“你最好把当天的情况跟我们讲清楚,不然谁也帮不了你。”

“如果她不同意,我是不会透露有关她的情况的,再说我也讲过,谁也无法断定她的情况跟催眠到底有没有关系。”

韦老师只说了这一句,又继续默不作声。

院长死死地指着他,“行,监控也没有,事你也不说,拿你没办法。好自为之吧!”

事情这时朝着更糟的方向发展,黄雅的言行越来越反常,休学去市里的精神专科治疗。

学校隐瞒了黄雅曾做过催眠的事,只是跟她父母说,她出现了精神问题。

黄雅的父母并没有对此深究,也没有闹。

虽然这不正常,但好歹让学校松了口气,没有再继续“审问”韦老师。

毕竟黄雅的情况大家都看得到,这事在校园八卦中还是默默地发酵着。

班里其他的同学,特意跑来问我们几个当天发生了什么。有些捕风捉影的人,私下传言,说我们心理班的老师,擅自给黄雅做催眠,把她逼疯了。后来传言越来越离谱,甚至说,韦老师在咨询室里侵犯了黄雅,还用催眠术抹掉了她的记忆。

没过多久,学校便把咨询室关了,不再允许给同学们做咨询,那些平日看不惯韦老师的人,私下里议论纷纷:“博士又怎么样,瞎折腾,到头来什么都保不住,还把自己折腾进去。”

本就独来独往的韦老师,似乎更加孤僻,除了上课改作业,不再跟任何人接触。他也从来不为自己解释,更不反驳那些传言。

我觉得韦老师的景况有些可怜,好多次鼓起勇气想跟他询问,当时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,他又为什么执意不说。只是每次我走到他面前,刚要开口,他便会皱眉瞪我一眼,然后说:“好好看书,不关你的事不要问。”

次数多了,我甚至也有些怀疑,他是不是真的对黄雅做了什么。

所幸的是,黄雅在医院治疗了不到一个月,便恢复继续上学。听闻,黄雅只是控制住了精神症状,性情并没有变回来,时不时还会说自己记不起之前的事。此时,有关于韦老师与她的传言,早已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。

没想到的是,有一天,黄雅竟突然从宿舍楼跳了下去。还好楼不高,黄雅跌在了楼下的绿化带上,被树挡住,只有些轻微的骨折。

黄雅的父母,这次听闻消息后,赶来学校大闹了一场。她的母亲甚至坐在教学楼的门口,用一种彻底崩溃的哭嚎,向所有进出的人控诉:“学校怎么这样对待我女儿啊,上一次说她是神经病,这一次又把她逼去跳楼。”

学校费了很大的劲安抚黄雅的父母,承诺免去她的学费,还赔了一大笔钱。

为了消弭影响,学校勒令不许公开讨论此事,一旦发现,就要严肃处理。只是,此时各种传言早已甚嚣尘上,传言的矛头都指向韦老师,有人说他一直在借催眠控制黄雅。

也有人说,韦老师在黄雅回来后还不放过她,多次去骚扰,导致她去跳楼。

本班的几位女生在同学群里说:“韦老师是不是真的对黄雅干了什么,不然她为什么要跳楼。”甚至连宿舍的管理员阿姨都知道了这件事,特意跑到我们宿舍门口,假装拖地,实际却是打探:“你们那个韦老师,到底怎么回事啊?”

此时,我的内心跟大伙一样,也明显动摇了。

韦老师不愿意解释,也不愿意透漏具体情况,但黄雅又确实在催眠之后,出现了明显的改变,还发生了这一系列的事情。无论怎么说,他都摘不出去。

慢慢地,韦老师在学校,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对象。

几乎所有的女性,不管老师还是学生,都不敢跟他单独接触。若是大家在路上碰到他,会自觉与他保持距离,仿佛他的身边有一层空气膜。韦老师似乎对这样的境地毫无知觉,不回应,不解释,像一颗长在漩涡里的草,执拗地挺着腰杆。

大二学期快结束时,韦老师终于辞职了。

我记得有一天,韦老师特意来了我们宿舍一趟。他伸出头,往房间里面探寻,大伙见是他来了,都赶紧低下头,假装忙碌地干自己的事情,韦老师的神情明显有些失落。我昂起头来,与其对视,他的眼睛亮了一瞬,招招手,唤我出去。

韦老师把一本《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》按在我手里,说:“过了今日,我便不在这里教书了,但这门课还没给你们上完,接下来的内容我已在里面标注好,你字写得不错,誊抄下来,复印分发给其他同学,啊?”

我有些踌躇,不知该如何回应他。

韦老师眼神飘忽了一会,便不再言语,下楼离去。天气凉了,宿舍楼的绿化带早已斑驳。我看着他走出去,突然不知哪里来的冲动,猛地举起书向他挥舞,大声说:“韦老师,我立刻就抄!”他肩膀明显地颤抖一下,抬手抹了抹脸。但人没有回头,只背着我招了招手,转过墙角,消失不见。

韦老师走后,咨询室关张,心理实验室也挂上了锁,尤老师回来给我们上专业课。

到了新学期,新的学生充满希望地涌进学校,一切都在随时间慢慢淡去。

毕业后,同学都四散去各地,从事不同的职业,而我却一直朝着心理行业努力。

也许是幸运,我通过了本市精神专科医院的面试,成了一位正式的心理治疗师。

在精神专科,我面对的不是有自知力的一般来访者,而是有明显精神症状的精神病人,所有的工作,第一前提都是安全。

封闭的场地,完备的监视设备,在每一次治疗中,都是必不可少的。虽然我并不适应这样的环境,但也要慢慢接受。

跟着老同事旁听半年,我开始了独立上岗。

就在我工作快满一年时,一个“老熟人”突然出现医院里。黄雅,她又来住院了。

我是在病人们的大院操场活动时间见到她的。她似乎不再认识我,只一个人待在操场的角落,看着其他人玩耍。回到办公室后,我鬼使神差地在系统里打开了她的病历,希望能看出点什么,解答一下我多年的疑惑。

黄雅的病历上表明,这是她第二次住院,关于第一次住院的信息,只寥寥几行字。

里面有一个信息引起了我的注意:孕一产零。

这意味着,她首次住院时,曾怀过孕,但没生下来。

我猛地点击关闭,双手躲开键盘。

黄雅当时怎么会怀孕?这个孩子是谁的?难道韦老师真的曾做过什么?

这几个问题,在我的脑子里翻江倒海,搅来搅去。

事情过去多年,若不把它搞清楚,我的心里总会有一个疙瘩。

我联系了所有的同学,想从他们那找到韦老师的联系方式,但没有结果。

于是我又回到学校,试着求助以前的院领导,却一直无法预约到见面机会。

最后,是尤老师打电话给我,她说:“我曾在市中心见过韦忠民,好像是在开一间快餐店,你去那里看看。”

我选了一个工作日的下午,去了尤老师说的那间快餐店。

那家店就开在马路边。我在人行道的对面,一眼便认出里面的韦老师。

以前,在讲台上一脸认真抄板书的他,此时正笑容可掬地为客人点菜,可能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店卫生洁净,他腰间围着灰色的围裙,嘴上还戴了塑料口罩。

谁也看不出,他曾是个“倨傲”的心理学博士。

我走进店里随便找个位置坐下,韦老师忙不迭地小步跑来,双手拖着菜单递来,热情洋溢地说:“老板吃饭啊,我们的牛肉煲不错,您要不要试试。”

我不禁有些难过,抬起头来直直地面对他,轻声说:“韦老师,是我。”

他仔细看了看,似是认了出来。

“哦……”他神情忽然有些慌乱,不再热情,缩手将菜单撤了回去。

“是你啊,你等一下,”他转过身走到其他客人桌上,又恢复刚才的热情。我坐在一边,看着韦老师继续笑呵呵地忙来忙去,他也没有再回头看我一眼。

饭点一过,店里空了,我还干坐着。韦老师走到我身边坐下来,一言不发。

我拿出心理治疗师工作证,递到他的面前。他拿起来,仔细看了一眼,脸上有了神采,十分高兴地说:“好!好!我就知道,你迟早会踏上这一行,不愧是我教出来的学生!”他又满脸希翼地问我:“其他人呢,也在做这一行吗?”

我只能笑笑,略微尴尬。他低下头,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,又陷入沉默。

我鼓起勇气说:“黄雅去我那儿住院了。”

“嗯?”他抬起头,忽而,眼神闪躲。我赶快补了一句,诚恳地说:“她第一次住院的情况我也了解一些,韦老师,过了好几年了,能不能把真相告诉我。”他苦笑几声,好像有些自嘲,说:“哎,你还记得这个事啊。”

等了五年,时过境迁,韦老师在那天下午将真相全都告诉了我。

他学习过催眠,但从未亲身实践过。

催眠需在来访者完全接受的前提下,来访者与治疗师之间须有良好的关系,辅之以规范合适的空间、人工环境,才能实施。

他认为,多次的咨询,他对黄雅的了解已十分深入,两人也建立良好的关系,加之黄雅清醒时无论如何都不愿透露具体原因,所以,他决定催眠黄雅。即便当时黄雅的状态并不合适催眠,咨询室也不规范,没有监控设备,无法记录现场。这无疑是一个“冲动又冒险”的决定。

“我认为应该没什么关系,只要按照流程来,不会有事的,但我太自负了。”韦老师说到这里,像是那一天在重演,他的眼里全是懊悔。

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,在催眠的过程中,黄雅将自己怀孕的秘密说了出来。

当说出这个秘密后,黄雅在朦胧的意识状态下,出现了剧烈的情绪波动。

“她的身体不断扭动挣扎,疯狂流泪。”

韦老师记得格外清楚。

这让他霎时慌了神,他也是第一次实践催眠,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。他犹豫着要不要唤醒黄雅,催眠中唤醒来访者,有一套严格的流程,不能出错。

随着黄雅的情绪波动越来越大,韦老师顾不得其他,强行将其唤醒。

黄雅醒来后,迷蒙了一段时间,但过了一会便反应过来自己曾说了什么。

“她当时哀求我,说自己跟男朋友一时糊涂,怀了孩子。当时的环境,一个女孩子,又是大学生,谁敢向外面说自己未婚先孕?黄雅不断求我将事情保密,我答应了她。现在想起来,我当时真的不该这么处理。”韦老师不忍地说。

事情的真相,就是这些。

韦老师答应了黄雅将此事隐瞒,但此事毕竟是发生在一个姑娘身上,她无人依靠,又不能求助家里,精神压力巨大,再加上不当的催眠给她留下了不良影响。那次催眠,就像是开了一个闸,黄雅的精神状态出现了严重的问题。

“我知道她出现精神症状后,找过她很多次。劝她去把孩子打掉或是先休学生下孩子。但她执意不肯,说不能跟家里说,又说怕涉及到男朋友而毁了他。”

之后的事情,大家都知道,黄雅不能再继续上学,到了必须住院的地步。

在医院里,黄雅面对检查,无法向家里瞒住自己怀孕的事实。在父母的逼问下,黄雅只能全盘托出,这也是黄雅父母第一次不闹的原因。

“黄雅的病情,我作为治疗师,也有很大的责任,只要她能回来上学就好了,哪怕背一点污名。我只要不说出来,可能随着时间,所有事都会告一段落的。”

韦老师说到这里,人已经慢慢平静下来。

但谁也没有料到,黄雅会跳楼。

她回来上学后,父母三令五申让她与男朋友一刀两断,但黄雅还是忍不住去找他。只是没曾想男友对她避而不见。黄雅不断给他打电话,发短信,告诉他孩子打掉了,他们可以重新开始。换来的是男孩一句:“我们分开吧。”

在给男孩子打了最后一个未接电话后,黄雅的病情再度发作,从宿舍楼跳了下去。

而后,黄雅父母的大闹,各种趁势而起的传言,所有的矛头直指韦老师。

为了让事情终结,韦老师决定辞职,独自咽下所有的流言,用一贯到底的沉默,为黄雅守住了她的“秘密”,也为那次“错误的催眠”赎罪。

后 记

师兄说他想过无数个所谓的真相,但没想到事实是这样。当时,所有的情绪汇在他的心里,脸上不知道该做出什么表情。

韦忠民打破了他俩之间沉默,问了一些关于工作的问题。师兄很详细地回答了他。

在师兄回答到关于咨询室设置、治疗工作安排时,他停下来仔细问了很多。

临别,韦老师送师兄出门,与他说了一番话,师兄也告诉我:“干这一行,是救人,亦是自救,打铁需要自身硬,业务过关是基本,但也要量力而行,切不要强行做能力以外的事。而且,一定要在规范、安全的条件下做事。”

之后,师兄再去的时候,那家店已关门。

从此以后,再也没有人见过韦老师。

注:文中人物皆为化名


作者丨沐沐,心理治疗师

编辑丨蒲末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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