被催眠生孩子（催眠致其怀孕）

进校的第一天，韦老师就不受老师跟学生待见。

前 言

精神专科医院的住院大楼，与普通医院不太一样。大楼为套层设计，即在原有的墙体外，再加建一层，中间留出不到一米的过道。

在墙体的外围，还有一面加固的铁栏。每个可以通向外界的窗户，都要钉上限位钉，只能打开一道小缝。从大楼外进入各个房间，中间至少要经过四道闸门，每道门都有各自的责任人，若是没有钥匙，哪怕是工作人员，也得找负责人开一张放行条，才能进出。

作为心理治疗师，我们希望每个来访的病人，都有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，但在这里不容易做到。而且，出于安全考虑，病房里不能设置独立心理治疗室。每次个体进行心理咨询，只能在大楼的套层里开展，位置还要特意选在有摄像的角落。刚开始接触住院病人时，我跟着一位早我八年入职的同门师兄。一旦他有病人做心理治疗，便会唤我在一边旁听。

逼仄的走道，沉闷的空气，让人十分难受。每每做完治疗后，我们两个需在楼道窗口站好些时候，透透气才能缓过来。某日，我实在憋得难受，与师兄吐了几句苦水：“地方又憋屈，还拿个摄像头照着，有意思吗？”

师兄低头笑笑不说话，似是有略微的失神。忽然他问我：“要是让你一个人，在单独的房间里，给这样的病人做治疗，你敢不敢。”

这把我问住了。

我笑着挠挠后脑勺，有些尴尬。师兄把头转向窗外，叹了口气，说：“这样封闭又有监控的环境，对我们这行来说，何尝不是一种保护。”

保护？我有些不明所以，费力琢磨着他的话。

师兄直愣愣望着窗外，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楼外的风扫着树叶，旋来旋去，哗啦啦，哗啦啦，好像人的叹息。过了一会，师兄回过头来，望着我说：“讲个故事给你听吧。”

我点头，长久的交谈后，我沉默着说不出话。

以下是师兄的第一人称讲述这个故事。

一

我走上心理治疗师这条道路，是受了我的老师，韦忠民的影响。

当年，我因2分之差，被学校调剂到应用心理学专业。由于是第一届心理班，专业没有名气，计划招50人，最终报道只有18人。

学校聘请的专业课老师也刚硕士毕业，姓尤，学识经验稍浅，有些较艰深的课程，只能请外校的老师来上。办学条件不好，上学近一年，我们没有亲自做过一次心理学实验，也没有接触过专业的实验仪器，更别谈参加与专业相关的社会实践。我有些失望，私下跟同学抱怨过多次，十分想转专业，其他同学也颇有怨气，甚至有人联合大伙写申请书，要求学校取消心理学专业，把我们分配到其他专业去。

学校为了安抚我们，开会向我们承诺，一定会加大投入，同时聘请一位优秀的心理学教师来教课。韦忠民就是在这个机会下来到学校，成了我们的专业课老师。据闻，韦忠民从事心理治疗多年，收入比教书强得多，他本不愿来此教书，因副院长与他有旧，数次去游说，还答应了一些颇丰厚的条件，他才答应前来。

院里的一些老师对此忿忿不平，有几位多次找领导，要求提高待遇，但都被敷衍过去。这让那些老师对韦忠民有些看法，欢迎会上，他们大多借故请假，不愿出席。但韦忠民对此丝毫不在意，甚至有一些“摆谱”。

本来，学院将韦忠民与尤老师安排在同一个办公室，他对此非常不满意。报道的第一天，他便找到学院院长，要求给他独立办公室。

院长劝说他：“以后都是同事，尤老师年轻，你多带带。”

“带什么？”韦忠民一口回绝，“自己还没学好呢，出来教什么学生！”

无奈之下，院长只好把自己办公室旁边的一间空房收拾出来，做了他的办公室。

韦忠民还特地要求，要在门牌上标注好他的大名。如此听起来，他似乎是个不太好相处的人，我们这些学生也隐隐感觉“来者不善”。

果不其然。第一天上课，我们刚拿出书，他便在讲台上使劲拍了拍桌子，不耐烦地说：“放回去放回去，我先来摸摸你们的底。”他要求我们每个人写一篇心得，回顾这一年学了些什么。说完他就把我们晾在一边，准备出去。但人到门口，他又回头，随手一指，指到我，说：“那个谁……你，写完了收上来，交到我这里。”

我小声对舍友说：“就这还博士，架子这么大，还不如尤老师呢。”

第二次上课，韦忠民刚走进教室，“啪”地把一沓作业摔在讲台上。而后他斜着脑袋，似笑非笑地扫了所有人一遍，慢吞吞地说：“你们学个什么心理，一年时间，就记得这点东西？老师讲得不好，自己也不会认真看看书吗？”

接着，他一篇又一篇，指名道姓地开始点评。我因为写错了一个人名，他要求我立即把正确的名字重写500遍。有些同学比较敷衍，短短写了数百字，他直接当面在纸上划一个大叉，重重甩回去，大声斥责一句：“重写！”

正式上课后，韦忠民还要求我们，课余的时间，再把去年上的内容自学一遍，每周上交一篇心得，同时，他讲的新内容也不能落下，每月考试一次。若三次考试不及格，便“自己自觉”去教务科申请与下一届重修。

他昂着头说：“跟着我还学不好，那你们跟着我干嘛？”我心底腹诽：“这人是不是有点不正常，架子又大，还喜欢拿学生出气。”

二

平日里，韦忠民独来独往，颇为倨傲。

我们听说其他老师有时拿教案来请他指点，他多是很不耐烦，有时甚至会说：“你看书了吗，先把书看懂，再来问我。”

共事的老师们自是对他十分不满，但碍于情面，言语里不会表露出来。

作为他的学生，我们更“如履薄冰”。

若是谁交上去的作业写得不好，他便要在课堂上点出来教训，有时还要补一句：“要是谁受不了，大可去退学，在我这里学，就要按我的要求来。”

我有时候在想，这个家伙如此油盐不进，就不怕学生跑光了？

但，饶是他如此“不近人情”，他的教书态度，确是让人挑不出毛病。当时我们大学已实现电教化，不少老师拿着网上现有的课件讲课。韦忠民却不一样，他会早我们半小时到教室，在黑板上用粉笔把那节课要上的内容誊抄下来，他的字迹清秀明朗，排版工工整整，标题跟内容，还特意用不同颜色标注。

韦忠民在教统计学时，我正好担任学习委员。记得有一回，我的作业做得比较马虎，算错了很多参数。课堂上他先狠狠教训了我一番，下课后，他突然来宿舍找我。我当时很怯，只以为他是课堂上骂得不过瘾，要再来当面“羞辱”一番。

但他只是拿出书来，耐心地跟我把公式再讲了一遍，然后盯着我，一题一题地教，直到全部算对才作罢。讲完内容，天已昏暗，他特意请我到小卖部吃泡面。

我俩蹲在小卖部门口等热水时，他说了几句话，我记到现在：“我知道你是调剂过来的，有些怨言。但既然来学，便要学得扎实，不然怎么对得起你这五年青春。”我第一次觉得，他的所言所行，许都是为了我们好罢。

事情的转折，出现在他进一步为学生负责的事情上。那时我们没料到，正是他的一次次教学改良，无意中造成了悲剧的发生。

授课一段时间后，韦忠民向学校多次申请建一间专业的心理实验室，但学校一直说没有资金，拖着未批复。不同于一般的老师，他直接去找副校长争论：“这些孩子虽然基础一般，但好歹学了这么久，一些基本实验都没做过，你们到底是怎么办学的？如果是这样，不如我辞职算了，免得同你们一起误人子弟。”

在韦忠民的力争下，学校答应了筹办一间心理实验室，但实验器材不够，他自己垫钱，托以前的同事购买。也是在这个简单的实验室，我们第一次接触那些经典的心理学实验，知道了如何测量数值，如何观察反应。

几个曾嚷嚷着要“散伙”的同学也说：“原来心理学是这样的啊！”心理学专业的学生，毕业后大都希望从事心理咨询或治疗行业，但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或者心理治疗师，不仅需要扎实的知识，更要丰富的实践经验。

韦老师为了让我们有地方实践，又向学校申请，希望建一个心理咨询实践基地。

这次学校直接批复“不行！”，副校长甚至带着院长，亲自找到韦老师劝说他：“学校有专门的心理辅导室，还搞个实践基地干什么，再说，难道指望那些小孩在里面当咨询师？”

韦老师毫不退让，他说：“你们请我来，不就是想培养出合格的咨询人才，尝试的地方都没有，走上社会，你敢保证他们都能找到合适的工作？你这个校长当得称职吗？”

副校长被他说得哑口无言。他的力争又一次成功，学校答应再筹备一间心理咨询实践基地。

院里的有些老师平日里对韦老师的为人本来就有些看法，此时，更对学校多次大力支持我们这个小专业的做法颇有微词；个别的老师甚至在校务会议上含沙射影地讽刺韦老师：“某些人只会用学校的钱，还不花在实处。”

但我们学生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十分兴奋。从前对韦老师的抱怨都烟消云散，大伙每天都在盼着能去心理咨询基地亲身实践，摩拳擦掌，似是要干一番大事业。

为了让我们多接触咨询对象，累计经验，韦老师还亲自上阵，让我们参与旁听。

韦老师既是心理学博士，又有多年的从业经验，面对学生来访者，他驾轻就熟。每次做完咨询后，他会整理一份详细的记录，征得来访者同意后，再与我们仔细讲解。

三

来咨询的学生很多，其中有一位护理专业的女学生，叫黄雅。

在我们的印象中，她是个待人十分亲和，爱与人聊天交心的姑娘。

韦老师与黄雅接触几次后，她逐渐十分信赖韦老师的水平。而后，黄雅一旦有些心理问题，就会来到咨询室找韦老师。我们这些旁听的学生与黄雅见的次数多了，都渐渐与她熟识。

有时候我们会闹着打趣她：“哟，黄雅你又来啦，干脆你转来心理班算啰，这样就可以天天见到你的韦老师了。”

她的语气丝毫不落下风地反讥我们：“又不是来找你们，再说就给我出去！”

一日，黄雅又来找韦老师，正好轮到我跟几个同学旁听。

我们只见黄雅还没坐下，就簌簌地流泪。

我们一下乱了阵脚，安慰的安慰，递纸的递纸，不知如何处理。韦老师见状，对我们挥手，示意大伙先出去。

过了近两个小时，黄雅才出来。

我们毕竟与她熟识，都围上去安慰她。但此刻的黄雅，却有些反常，面容呆滞，眼睛无神，就像个行尸走肉。我轻轻地拍了她一下，她却像一只猛然受惊的鸟，剧烈地一抖，惊惶里她匆匆看了我一眼，一声不吭地急速走开了。

屋子里，韦老师瘫坐在椅子上，也是十分疲惫。

我走进去，刚想问几句，他挥手打断我，然后把所有人都叫进来，严肃地对我们说：“今天的事，你们就当不知道，谁也不要说她来过。”

韦老师对黄雅进行了一次催眠。

催眠，韦老师在课堂上提过，这是一种很复杂的心理治疗方式，对治疗师的要求很高。而且催眠相对于其他心理治疗方式，见效快，就像在高速路上行驶。它是通过暗示，将来访者带入深层意识，让来访者处于觉醒与沉睡之间，这样的状态里，心理治疗师可以通过提问，快速地寻找来访者心理问题的根源。

但对于接受催眠的人来说，若是在引导与唤醒的过程里，因治疗师经验不足，出现不恰当的暗示，便有可能对他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。

轻则会有头痛、头昏、多梦等症状。

重则，可能会造成来访者性格改变、失忆等。

我们几个交换了眼神。黄雅这样的状态，肯定是在催眠的过程里出了什么事情，但由于刚才只有韦老师与她两个人在里面，现场也没有监控，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在事情不明朗前，谁也不敢贸然开口论断，更不敢论断。

从那之后，黄雅出现了很大的改变。

从黄雅的室友那得知，那天回去后，她变得沉默寡言，不去上课，整天窝在宿舍里电视剧，有时候看着看着，会无缘无故地又哭又笑，“疯了似地”披头散发在宿舍进进出出。

护理学院的老师多次找她，询问发生了什么事，但黄雅一直说自己“失忆了”。

纸包不住火，学校很快知道了黄雅多次来咨询室的事，便想了解一下具体情况，由于咨询室没有监控，也找不到现场的文字记录。

学校只好派院长先找韦老师询问。

韦老师似乎又摆起了谱，答复地十分强硬：“黄雅是出现了心理问题，来这里咨询过很多次。但当天具体的情况，我要为来访者保密，她不答应，我绝不透露，况且你现在也不能断定，她的情况是否与咨询有关，问我也白问。”

院长一时被怼得哑口无言，又不好勉强他，于是又找到当天旁听的我们，他说：“学校要对学生安全负责，黄雅如今这样了，你们再不说，是要追究责任的。”

院长的话让我们有些害怕，但此时我还是相信韦老师，心里一直在思索着，要怎么说，才能减少对他的不良影响。一位女同学却忍不住，直接把情况说了出来：“当时韦老师对她做了一次催眠，黄雅出来就这样了，跟我们没关系。”

“催眠？！”院长的脸色一下子变了，“这不是胡闹吗！”说完，院长便急匆匆走了。留在原地的我们，也隐隐感到了事情的不妙。

四

后来，院长带着我们当面跟韦老师对质。

院长狠狠骂了他一顿，“学校的咨询室，哪是你胡来的地方，怎么能擅自给学生做催眠，现在她这样了，你要学校怎么跟家长解释？”

韦老师一直沉默着不回应，见他如此，院长又严肃地说：“你最好把当天的情况跟我们讲清楚，不然谁也帮不了你。”

“如果她不同意，我是不会透露有关她的情况的，再说我也讲过，谁也无法断定她的情况跟催眠到底有没有关系。”

韦老师只说了这一句，又继续默不作声。

院长死死地指着他，“行，监控也没有，事你也不说，拿你没办法。好自为之吧！”

事情这时朝着更糟的方向发展，黄雅的言行越来越反常，休学去市里的精神专科治疗。

学校隐瞒了黄雅曾做过催眠的事，只是跟她父母说，她出现了精神问题。

黄雅的父母并没有对此深究，也没有闹。

虽然这不正常，但好歹让学校松了口气，没有再继续“审问”韦老师。

毕竟黄雅的情况大家都看得到，这事在校园八卦中还是默默地发酵着。

班里其他的同学，特意跑来问我们几个当天发生了什么。有些捕风捉影的人，私下传言，说我们心理班的老师，擅自给黄雅做催眠，把她逼疯了。后来传言越来越离谱，甚至说，韦老师在咨询室里侵犯了黄雅，还用催眠术抹掉了她的记忆。

没过多久，学校便把咨询室关了，不再允许给同学们做咨询，那些平日看不惯韦老师的人，私下里议论纷纷：“博士又怎么样，瞎折腾，到头来什么都保不住，还把自己折腾进去。”

本就独来独往的韦老师，似乎更加孤僻，除了上课改作业，不再跟任何人接触。他也从来不为自己解释，更不反驳那些传言。

我觉得韦老师的景况有些可怜，好多次鼓起勇气想跟他询问，当时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他又为什么执意不说。只是每次我走到他面前，刚要开口，他便会皱眉瞪我一眼，然后说：“好好看书，不关你的事不要问。”

次数多了，我甚至也有些怀疑，他是不是真的对黄雅做了什么。

所幸的是，黄雅在医院治疗了不到一个月，便恢复继续上学。听闻，黄雅只是控制住了精神症状，性情并没有变回来，时不时还会说自己记不起之前的事。此时，有关于韦老师与她的传言，早已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。

没想到的是，有一天，黄雅竟突然从宿舍楼跳了下去。还好楼不高，黄雅跌在了楼下的绿化带上，被树挡住，只有些轻微的骨折。

黄雅的父母，这次听闻消息后，赶来学校大闹了一场。她的母亲甚至坐在教学楼的门口，用一种彻底崩溃的哭嚎，向所有进出的人控诉：“学校怎么这样对待我女儿啊，上一次说她是神经病，这一次又把她逼去跳楼。”

学校费了很大的劲安抚黄雅的父母，承诺免去她的学费，还赔了一大笔钱。

为了消弭影响，学校勒令不许公开讨论此事，一旦发现，就要严肃处理。只是，此时各种传言早已甚嚣尘上，传言的矛头都指向韦老师，有人说他一直在借催眠控制黄雅。

也有人说，韦老师在黄雅回来后还不放过她，多次去骚扰，导致她去跳楼。

本班的几位女生在同学群里说：“韦老师是不是真的对黄雅干了什么，不然她为什么要跳楼。”甚至连宿舍的管理员阿姨都知道了这件事，特意跑到我们宿舍门口，假装拖地，实际却是打探：“你们那个韦老师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”

此时，我的内心跟大伙一样，也明显动摇了。

韦老师不愿意解释，也不愿意透漏具体情况，但黄雅又确实在催眠之后，出现了明显的改变，还发生了这一系列的事情。无论怎么说，他都摘不出去。

五

慢慢地，韦老师在学校，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对象。

几乎所有的女性，不管老师还是学生，都不敢跟他单独接触。若是大家在路上碰到他，会自觉与他保持距离，仿佛他的身边有一层空气膜。韦老师似乎对这样的境地毫无知觉，不回应，不解释，像一颗长在漩涡里的草，执拗地挺着腰杆。

大二学期快结束时，韦老师终于辞职了。

我记得有一天，韦老师特意来了我们宿舍一趟。他伸出头，往房间里面探寻，大伙见是他来了，都赶紧低下头，假装忙碌地干自己的事情，韦老师的神情明显有些失落。我昂起头来，与其对视，他的眼睛亮了一瞬，招招手，唤我出去。

韦老师把一本《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》按在我手里，说：“过了今日，我便不在这里教书了，但这门课还没给你们上完，接下来的内容我已在里面标注好，你字写得不错，誊抄下来，复印分发给其他同学，啊？”

我有些踌躇，不知该如何回应他。

韦老师眼神飘忽了一会，便不再言语，下楼离去。天气凉了，宿舍楼的绿化带早已斑驳。我看着他走出去，突然不知哪里来的冲动，猛地举起书向他挥舞，大声说：“韦老师，我立刻就抄！”他肩膀明显地颤抖一下，抬手抹了抹脸。但人没有回头，只背着我招了招手，转过墙角，消失不见。

韦老师走后，咨询室关张，心理实验室也挂上了锁，尤老师回来给我们上专业课。

到了新学期，新的学生充满希望地涌进学校，一切都在随时间慢慢淡去。

毕业后，同学都四散去各地，从事不同的职业，而我却一直朝着心理行业努力。

也许是幸运，我通过了本市精神专科医院的面试，成了一位正式的心理治疗师。

在精神专科，我面对的不是有自知力的一般来访者，而是有明显精神症状的精神病人，所有的工作，第一前提都是安全。

封闭的场地，完备的监视设备，在每一次治疗中，都是必不可少的。虽然我并不适应这样的环境，但也要慢慢接受。

跟着老同事旁听半年，我开始了独立上岗。

就在我工作快满一年时，一个“老熟人”突然出现医院里。黄雅，她又来住院了。

我是在病人们的大院操场活动时间见到她的。她似乎不再认识我，只一个人待在操场的角落，看着其他人玩耍。回到办公室后，我鬼使神差地在系统里打开了她的病历，希望能看出点什么，解答一下我多年的疑惑。

黄雅的病历上表明，这是她第二次住院，关于第一次住院的信息，只寥寥几行字。

里面有一个信息引起了我的注意：孕一产零。

这意味着，她首次住院时，曾怀过孕，但没生下来。

我猛地点击关闭，双手躲开键盘。

黄雅当时怎么会怀孕？这个孩子是谁的？难道韦老师真的曾做过什么？

这几个问题，在我的脑子里翻江倒海，搅来搅去。

六

事情过去多年，若不把它搞清楚，我的心里总会有一个疙瘩。

我联系了所有的同学，想从他们那找到韦老师的联系方式，但没有结果。

于是我又回到学校，试着求助以前的院领导，却一直无法预约到见面机会。

最后，是尤老师打电话给我，她说：“我曾在市中心见过韦忠民，好像是在开一间快餐店，你去那里看看。”

我选了一个工作日的下午，去了尤老师说的那间快餐店。

那家店就开在马路边。我在人行道的对面，一眼便认出里面的韦老师。

以前，在讲台上一脸认真抄板书的他，此时正笑容可掬地为客人点菜，可能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店卫生洁净，他腰间围着灰色的围裙，嘴上还戴了塑料口罩。

谁也看不出，他曾是个“倨傲”的心理学博士。

我走进店里随便找个位置坐下，韦老师忙不迭地小步跑来，双手拖着菜单递来，热情洋溢地说：“老板吃饭啊，我们的牛肉煲不错，您要不要试试。”

我不禁有些难过，抬起头来直直地面对他，轻声说：“韦老师，是我。”

他仔细看了看，似是认了出来。

“哦……”他神情忽然有些慌乱，不再热情，缩手将菜单撤了回去。

“是你啊，你等一下，”他转过身走到其他客人桌上，又恢复刚才的热情。我坐在一边，看着韦老师继续笑呵呵地忙来忙去，他也没有再回头看我一眼。

饭点一过，店里空了，我还干坐着。韦老师走到我身边坐下来，一言不发。

我拿出心理治疗师工作证，递到他的面前。他拿起来，仔细看了一眼，脸上有了神采，十分高兴地说：“好！好！我就知道，你迟早会踏上这一行，不愧是我教出来的学生！”他又满脸希翼地问我：“其他人呢，也在做这一行吗？”

我只能笑笑，略微尴尬。他低下头，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，又陷入沉默。

我鼓起勇气说：“黄雅去我那儿住院了。”

“嗯？”他抬起头，忽而，眼神闪躲。我赶快补了一句，诚恳地说：“她第一次住院的情况我也了解一些，韦老师，过了好几年了，能不能把真相告诉我。”他苦笑几声，好像有些自嘲，说：“哎，你还记得这个事啊。”

七

等了五年，时过境迁，韦老师在那天下午将真相全都告诉了我。

他学习过催眠，但从未亲身实践过。

催眠需在来访者完全接受的前提下，来访者与治疗师之间须有良好的关系，辅之以规范合适的空间、人工环境，才能实施。

他认为，多次的咨询，他对黄雅的了解已十分深入，两人也建立良好的关系，加之黄雅清醒时无论如何都不愿透露具体原因，所以，他决定催眠黄雅。即便当时黄雅的状态并不合适催眠，咨询室也不规范，没有监控设备，无法记录现场。这无疑是一个“冲动又冒险”的决定。

“我认为应该没什么关系，只要按照流程来，不会有事的，但我太自负了。”韦老师说到这里，像是那一天在重演，他的眼里全是懊悔。

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在催眠的过程中，黄雅将自己怀孕的秘密说了出来。

当说出这个秘密后，黄雅在朦胧的意识状态下，出现了剧烈的情绪波动。

“她的身体不断扭动挣扎，疯狂流泪。”

韦老师记得格外清楚。

这让他霎时慌了神，他也是第一次实践催眠，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。他犹豫着要不要唤醒黄雅，催眠中唤醒来访者，有一套严格的流程，不能出错。

随着黄雅的情绪波动越来越大，韦老师顾不得其他，强行将其唤醒。

黄雅醒来后，迷蒙了一段时间，但过了一会便反应过来自己曾说了什么。

“她当时哀求我，说自己跟男朋友一时糊涂，怀了孩子。当时的环境，一个女孩子，又是大学生，谁敢向外面说自己未婚先孕？黄雅不断求我将事情保密，我答应了她。现在想起来，我当时真的不该这么处理。”韦老师不忍地说。

事情的真相，就是这些。

韦老师答应了黄雅将此事隐瞒，但此事毕竟是发生在一个姑娘身上，她无人依靠，又不能求助家里，精神压力巨大，再加上不当的催眠给她留下了不良影响。那次催眠，就像是开了一个闸，黄雅的精神状态出现了严重的问题。

“我知道她出现精神症状后，找过她很多次。劝她去把孩子打掉或是先休学生下孩子。但她执意不肯，说不能跟家里说，又说怕涉及到男朋友而毁了他。”

之后的事情，大家都知道，黄雅不能再继续上学，到了必须住院的地步。

在医院里，黄雅面对检查，无法向家里瞒住自己怀孕的事实。在父母的逼问下，黄雅只能全盘托出，这也是黄雅父母第一次不闹的原因。

“黄雅的病情，我作为治疗师，也有很大的责任，只要她能回来上学就好了，哪怕背一点污名。我只要不说出来，可能随着时间，所有事都会告一段落的。”

韦老师说到这里，人已经慢慢平静下来。

但谁也没有料到，黄雅会跳楼。

她回来上学后，父母三令五申让她与男朋友一刀两断，但黄雅还是忍不住去找他。只是没曾想男友对她避而不见。黄雅不断给他打电话，发短信，告诉他孩子打掉了，他们可以重新开始。换来的是男孩一句：“我们分开吧。”

在给男孩子打了最后一个未接电话后，黄雅的病情再度发作，从宿舍楼跳了下去。

而后，黄雅父母的大闹，各种趁势而起的传言，所有的矛头直指韦老师。

为了让事情终结，韦老师决定辞职，独自咽下所有的流言，用一贯到底的沉默，为黄雅守住了她的“秘密”，也为那次“错误的催眠”赎罪。

后 记

师兄说他想过无数个所谓的真相，但没想到事实是这样。当时，所有的情绪汇在他的心里，脸上不知道该做出什么表情。

韦忠民打破了他俩之间沉默，问了一些关于工作的问题。师兄很详细地回答了他。

在师兄回答到关于咨询室设置、治疗工作安排时，他停下来仔细问了很多。

临别，韦老师送师兄出门，与他说了一番话，师兄也告诉我：“干这一行，是救人，亦是自救，打铁需要自身硬，业务过关是基本，但也要量力而行，切不要强行做能力以外的事。而且，一定要在规范、安全的条件下做事。”

之后，师兄再去的时候，那家店已关门。

从此以后，再也没有人见过韦老师。

注：文中人物皆为化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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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丨沐沐，心理治疗师

编辑丨蒲末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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